伊朗人群危险行为共现情况及其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研究：潜在类别分析揭示关键健康风险
在伊朗，非传染性疾病（NCDs）增多，危险行为与 NCDs 紧密关联。研究人员运用潜在类别分析（LCA），对 860 名参与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风险和高风险类别人群占比分别为 13% 和 21%，低社会经济地位（SES）人群更易参与高风险行为。该研究为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流行病学和人口结构的转变，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负担日益加重，成为导致全球死亡的根本原因。像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和慢性肺病等 NCDs，在低中收入国家造成了大量过早死亡。众多科学研究表明，NCDs 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可改变的生活方式行为紧密关联，比如烟草使用、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和有害饮酒等。这些被定义为高风险的行为，不仅会单独增加患病风险，还可能会产生协同作用，对健康造成更大威胁。
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将这些风险因素孤立看待，对于多种风险行为如何在人群中聚集，以及不同风险行为组合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伊朗人群中的状况，了解甚少。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来自伊朗大不里士医科大学（Tabriz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的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选取了 2023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在大不里士 Asadabadi 家庭医学诊所就诊的 860 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为了确认和保证样本的代表性，研究人员根据大不里士城乡区域进行分层，采用按比例抽样的方式选取参与者。
在数据收集阶段，研究人员使用了两种经过验证的自我报告问卷。一种是波斯版的行为风险因素问卷，用于评估包括睡眠状况、身体活动状况、吸烟（香烟和水烟）、饮酒、使用、使用药物、使用镇痛药物、使用镇静催眠药物、自杀企图、不安全的婚外性行为、营养状况以及癌症筛查情况等多种危险行为；另一种是简短版的社会经济地位问卷，通过询问住房成本、医疗支出、汽车成本、薪资、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六个方面，来评估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SES） 。
研究人员运用潜在类别分析（LCA）方法，对数据来进行深入分析。他们考虑了 1 - 9 个类别的模型，并计算了每个模型的相关指标，最终确定三类别模型最为合适。这三个类别分别为低风险类、中风险类和高风险类。
研究结果令人关注。在参与研究的人群中，低风险类人群占比约 66%，中风险类和高风险类人群占比分别为 13% 和 21%。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危险行为类别之间有显著关联。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参与多种危险行为的可能性更低。例如，在高风险类中，非常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参与危险行为的几率（OR: 0.79, 95% CI: 0.48 - 1.29）明显低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
婚姻状况也与危险行为相关。离婚的参与者比已婚参与者更有可能参与危险行为，在中风险类中，离婚者参与危险行为的几率（OR: 1.7, 95% CI: 1.08 - 2.71）较高，在高风险类中这一几率（OR: 4.31, 95% CI: 1.61 - 11.56 ）更高。
性别方面，女性在中风险行为中的参与度比男性高，但在高风险行为中的参与度比男性低。在中风险类中，女性参与危险行为的几率是男性的 1.58 倍 ，而在高风险类中则相反。
教育程度也对危险行为参与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生学历的参与者相较于小学学历的参与者，参与中风险和高风险类行为的可能性分别低 4% 和 40% 。
此外，研究还发现，超过一半的研究人群体力活动不足（IPA），这一情况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关，比如缺乏人行道和运动休闲设施、空气质量差以及私家车的普遍使用等。
综合来看，该研究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清晰地揭示了伊朗人群中不同风险行为的聚集模式及其与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关联。这一研究结果为公共卫生领域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人员建议，在医疗保健系统中，除了针对单一行为的干预措施外，还应整合针对多种高风险行为的干预和筛查措施。同时，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应更多地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低文化程度、单身和丧偶等易参与多种危险行为的人群。未来，还需要开展更大样本量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危险行为集群之间的关系。
：采用分层比例抽样，从大不里士 Asadabadi 家庭医学诊所的就诊患者中选取样本，确保样本代表性。
：使用两种经过验证的自我报告问卷收集数据，分别评估危险行为和社会经济地位。
：运用潜在类别分析（LCA）确定风险行为类别，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风险行为类别与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关联。
：通过对 860 名参与者的调查，发现体力活动不足、水烟吸烟和香烟吸烟是最普遍的危险行为，流行率分别约为 85%、25% 和 20%；而药物使用、自杀企图和使用的流行率较低，约为 2%、3% 和 3% 。
：确定了三个潜在类别，低风险类人群占比约 66%，中风险类占 13%，高风险类占 21%。不同类别在各种危险行为上的发生概率差异明显，如高风险类在大多数危险行为上的概率较高，而低风险类则较低。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行为类别呈负相关，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更易参与中高风险行为；离婚者比已婚者更易参与风险行为；女性在中风险行为上参与度高于男性，在高风险行为上则相反；高学历者参与高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低于低学历者。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明确了伊朗人群中风险行为的聚集模式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关键信息。这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多维度健康促进策略，关注特定高风险人群，以降低 NCDs 的发生风险，提升公众健康水平。同时，研究也指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如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依赖自我报告问卷有几率存在偏差以及未评估家庭支持和医疗服务获取对风险行为的影响等，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