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是革命时代党内整合的有效方式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样的形式沿用下来成为党处理问题的“路径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发动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等多次政治运动，从中总结了不少经验办法，在“四清”运动中的实践中得以体现和完善。国内学界对“四清”运动的关注起始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该运动的首作评价，“四清”运动的起源、运动中中央高层人物的思想演变与分歧、“四清”运动的影响及评价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新世纪以来，“四清”运动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随着地方档案资料的开放和利用，以省、县为单位的地方“四清”运动研究不断涌现;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尝试借助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借助国家与社会，身体、话语与仪式等范式来理解“四清”运动。不过，大多数的仍限于运动历程梳理，未能反映出“四清”运动在实践中的复杂性，而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是蜻蜓点水，没有做深人分析。本文则将研究视野下移，以更微观的村庄为视野，从“四清”运动的实践层面着手分析运动开展的模式和具体方法，探讨集体化时代国家以政治运动这一方式治理乡村的效用及局限。
襄汾县位于晋南地区临汾盆地汾河谷地，1954年由襄陵、汾城两县合并而成。小王村位于县城东北方向10公里处，隶属于邓庄镇，交通便利，气候和土壤均适宜种植烟叶，在历史上有制贩水烟的传统。1931年《襄陵县新志》记载“邓庄水烟，畅销关东各属”，在清末民国时期所产水烟曾远销上海、北京、西安、兰州一带。1961年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允许社员留有一定的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家庭副业的产品的收人都归社员所有。随着农副业政策的松绑，村民们想尽办法改善生活，于是部分村民在自留地种上烟叶，重新做起水烟买卖。1962年3月大队主要干部商议以大队名义开办烟坊，主营当地特产的“青条烟”为大队增收。9月，大队烟坊扩大生产经营，买通税务局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并派人远赴上海、苏州等地长途贩运水烟。一些社员眼看大队烟坊赚得暴利也偷偷搞起了地下私人烟坊，有近百人弃农从商，村内是“大当权派大搞，小当权派小搞，大队公开搞，社员偷的搞。”
1962年9月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中安排今冬明夏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开展一场以整顿干部作风和人民公社建设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1963年春，邓庄公社的整风整社大会上部分干部和社员反映小王大队投机倒把活动猖狂的情况。4月襄汾县委派“三清”工作组前往小王村开展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为核心的“三清”运动。此次运动一举破获了小王烟坊投机倒把案，涉案金额八万余元，刹住了村内的“资本主义之风”，自此小王村再无人敢种烟制烟。
1963年5月和11月间，中央先后制定和下发了《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至此全国“四清”运动的开展有了统一的纲领性的文件作指导。1964年3月，小王村被列为襄汾县第一批大队“四清”点，进行了以“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为主要内容的当年“四清”。这次运动主要矛头指向了“四不清”干部，重点进行了群众发动和清账工作。9月，襄汾县委对“四清”运动做了重新部署，将大部分“四清”工作力量转移至洪洞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小王大队当年“四清”戛然而止。
1965年初《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发后，运动进人“大四清”阶段。9月中旬，在襄汾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四清”工作队进驻小王村，按照既定步骤开展了宣讲“二十三条”、参加邓庄片三级干部会议、对敌斗争等活动，最后进行了党团组织和领导核心的建设工作，至1966年6月，小王村“四清”运动在检查验收后圆满结束。本次运动的重点在于整顿干部队伍，教育群众，运动后期，斗争矛头指向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
总的来看，小王村“四清”运动是在当时全国一盘棋，各地普遍开展“四清”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总体安排上遵循着上级的统一安排，特别是在“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各地的运动的方式方法上大体相似。小王村1964年“小四清”和1965年至1966年的“大四清”两次运动虽然在主要斗争对象和运动效果上有所差异，但依稀可见一条运动发展共性的脉络。首先在运动前一个月工作队员进行为期二十天至一个月的集中训练，目的是提升工作队员思想认识，培训运动开展的具体做法。
入村后工作队与贫下中“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过程中，一面寻找积极分子“扎根子”，一面调查资料，走访干部群众“摸底子”了解村庄情况。在群众发动上，工作队召开现任干部、卸任干部、党员会议、群众大会等各种会议“亮旗帜”，讲明工作队来意以及“四清”运动的意义，随后对“农业六十条”“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等文件细致讲解，并对未能参加大会学习的老弱病残妇进行补课。在群众被初步发动起来后，在群众中开展“大揭大议”活动，鼓励群众揭发“四不清”问题，并且结合忆苦思甜大会再揭再议。揭发出的问题配合工作队以掌握的证据材料便成为督促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自觉交代问题的“武器”。在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阶段，一般会集中到公社参加为期半个月至20天的干部集中“洗手洗澡”，在公社大会的氛围中，“洗手洗澡”的效果更加好。针对干部的“洗手洗澡”结束后，运动转向对敌斗争。首先是阶级成分复议，普遍降低阶级划分标准，扩大贫下中农队伍。接着是“四类分子”的排队，对表现不好、态度差的四类分子作为斗争的靶子进行大、小会斗争。运动的最后阶段即组织建设和运动验收阶段。在其他地方性的“四清”运动的个案研究中，运动开展的步骤亦类似于此，是当时“四清”运动的范式。
自革命时代以来，政治运动就是为处理问题的一种“路径依赖”。高华认为，一方面“借助于政治运动，可以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现积极分子，建党、建政、建基层组织，在全国广大人群中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区分敌、我、友”;另一方面“‘搞运动’之便捷还在于: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力、快速的攻势，以达成革命目的。’“四清”运动可谓是这一路径的延续，它在短时间、大范围内高效地贯彻了中央决策的意志，有着较高的边际效益，使广大群众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中工作队采取具体的方式方法，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经验的结品，从小王村“四清”运动实践层面来看，有着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运动的进程方面，工作队既遵循着上级安排和前期部署，又结合当地实际相机行事。在运动中为了同上级部署保持一致，工作队经常性地派队员到县委汇报工作、参加会议，始终和上级沟通顺畅，对于上级下派的阶段性检查工作工作队同样是倾力支持。在具体安排上，工作队也有着自主性。如在1964年7,8月份，按原定部署应发动群众开展“四类分子”批斗大会，但此时正值夏收农忙，在调查走访中群众普遍反映频繁召开斗争大会可能会影响生产，在同大、小队干部商议后小王“四清”工作暂缓，工作队配合干部突击生产，搞好夏收工作。
其次，在清查“四不清”问题时，采取多方法多线程的工作方法。群众交代、工作队调查、“四不清”干部自我交代相结合。运动前期动员工作为群众性的“大揭大议”做了准备，揭发出的问题为“四不清”问题提供了线索和证据。在方式方法上，“背对背”和“面对面”相结合，明里暗里两条揭发渠道双管齐下，大字报、检举信、口头举报和大会揭发等多方式相结合，使“大揭大议”很快形成高潮。同时，工作队引导“上纲上线”的议论使群众上了一堂鲜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贫农刘洪业说:“自从解放以来，就连土改运动也没这次受的阶级教育深刻。”工作队的“内查外调”是“四清”定案的关键步骤，“内查”即通过一定的调查走访、查对单据、账本等资料核实已掌握的线索，“外调”是派人去外地调查核对投机买卖的证据。工作队在动员报告中说“还有一种人，不准备交代问题，这些人……觉得自身的问题是暗的，不交代别人不会知道。我说，搞投机起码有两个人，一买一卖，怎么能说暗呢?有的做过假账，这更好办，和群众一对就出来了。总之，这些人是有经验主义，有幻想，经验主义这次可一定要吃大亏的。’当事人“洗手洗澡放包袱”自己交代问题是清查“四不清”问题的最后一步，在工作队掌握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交代，甚至有可能牵连出更多问题。这一步关系到干部们能否顺利“过关”，也是给了他们思想转变，重新投人工作的机会。上述三个步骤环环相扣，在实践中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
再次，会议安排十分精细。一是对会议的内容、参会人员和预期效果选取适当的规模。如“四不清”干部与群众“面对面”时，工作队做出“大队干部在大队贫下中农代表和社员代表会上见，小队干部在小队社员会上见，问题复杂的，群众有要求的可在社员会上见，系统主干分到系统会上见。”的安排。二是重要会议前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如在“大四清”对敌斗争大会前，先在第二生产队开展了小会斗争试验，由于新任干部没能控制住场面会议被迫中断，当晚工作队便分析了问题所在总结了经验，并于第二天对积极分子和指挥员训练，布置好次日会议的流程，强调了开好会议的需要注意的几点，确保大会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三是在会上注重典型示范作用。在忆苦思苦大会前，工作队事先选择、培养了25个“苦根”典型，在大会上由典型先发言，“采取一人诉苦大家忆苦，以苦引苦的办法大多数人初步提高阶级觉悟，把自己的苦水倾倒出来。自然而然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初步形成了一个忆苦思甜的热潮。”“苦根”典型是作为正面典型起带动作用，而在“四类分子”斗争大会上，被批斗的“四类分子”则是作为负面典型出现的。小王村三个“斗争靶子”是在对其犯过的错误以及在运动中的表现排队中挑选出来的典型，在声势浩大的大会批斗中，村民们意识到不敢再步其后尘了。
此外，工作队在运动中注意调查研究，与村民“三同”唠家常拉近关系，发动积极分子拉拢亲属和朋友等方法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这些做法凝聚了在政治运动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小王村的“四清”运动之所以开展的比较顺利，这与工作队精巧的部署和强大的执行力是分不开的。
要明自“四清”运动在实践层面的顺利进行的深层原因，就要从运动中工作队运作的技术层面来分析。在小王村“四清”运动中，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四类运作技术。
第一，行政强制。刘凌旗认为“工作队领导成员的内部构成在权力属性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上级化特征。’“四清”工作队人村后不仅是村民眼中国家形象的代表，并且实际上取代了原大队基层干部成为村庄权力的拥有者。对于村庄中出现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工作队可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做处理。在小王村的“三清”阶段，小王“三清”工作组的另一身份是县委下派的专案组。专案组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集中破坏了小王烟坊投机倒把案和十人结伙偷盗案这两起大案，对涉事人员依法惩治，迅速遏制了村庄的歪风邪气。此类强制措施不仅在村民中树立起了威信，且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第二，利益诱导。王楠认为在政治动员中“对动员客体进行利益诱导并使其自觉配合动员主体的动员过程是提高动员效果的重要方法。’“四清”运动中对村民的选择性激励大多数表现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两方面。在经济方面，干部“四不清”问题的退赔财物由工作队统一安排。从小王村“四清”的分配方案来看“大小队干部退出的贪污投机款和集体暴利总共退出现金84634.00元，这些款在三清结尾时已全部做了处理，处理上交财政部门18259.83元，补付供销部门手续费3476.02元，投人电气化21000.00元，投人水利建设10458.06元，三清开支杂费382.80元，社员分配5000.00元，存入信用社25064.57元。”退赔果实的大部分以公共建设和积累的方式留在村庄集体由村民共享。在现金分配中，分配方案规定“四类分子”和问题较多、态度不好的“四不清”干部不能参加分配，而工作积极的社员和贫下中农困难户则抽出额外的款项给予补贴。虽然在当时集体主义教育的文化氛围中讳言经济利益，但分配中的奖惩分明其实就是工作队利益诱导的重要举措。张乐天认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人口被限制在村落中，村落内的权力、面子、物资、尊严等都是有限的，从而使村庄内部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这在村庄政治资源的分配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受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影响，村民一致认为担任干部手握政治权力更容易获得经济利益，而在当时农村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取额外资源的方式实属有限，因此村庄政治权力成为一些人竞相追求的目标。
“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掌握着村庄的主要政治资源分配权，通过干部任免、升迁降职，组织贫协，重新登记党员等方式达到利用政治资源诱导的效果。运动中村庄现任干部尽职尽责配合工作队的良好表现可以使其继续坐稳职位获得希冀获得提拔。积极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在运动中积极表现同样可能获得工作队的认可，在人党、人团或者培养干部“接班人”等事务上处于被第一先考虑的位置，这对其前途是极为有利的。不仅是运动中少数表现积极者能获得政治利益，一部分普通社员通过降低阶级成分也获得了政治资源的惠泽。在当时“唯成分论”的氛围里，阶级成分越低越好。1965年阶级复议成分时，有30%的社员降低了阶级成分，小王村贫下中农队伍达到76.3 %，此举无疑获得了一批普通社员的支持。
第三，宣传教育。一直以来重视宣传教育并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提出了“灌输”概念，认为“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就没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宣传教育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重要的动员技术和政治思想传播手段。在“四清”运动中，宣传教育的形式丰富，有集中学习、召开会议、组织学习小组等，如“双十条”“二十三条”等政策文件集中讲解，在团员、民兵组织中展开学习毛著评比活动。工作队还格外的注意宣传教育的效果，力争教育不留死角。如在农忙时节，工作队员自天在田间地头同社员分别谈心，晚上则集中起来学习，既不耽误农作又充分的利用时间。对于因身体原因或者照顾小孩不能集中学习的老人和妇女，采取集中补课和上门补课的办法，使小王村95%以上的成年人都接受到教育。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针对思想落后，情绪低落的重点人员，工作队会及时有效地发现情况对其进行个别开导教育。开会、集中学习是惯用的教育方式，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效起到统合思想的作用，人们在集中教育的过程中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今这两种方式仍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普遍发挥着作用。
第四，情绪感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60年代中期，国内环境相对安定，国际声望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质的提升，过上了好日子的农民深感国家稳定富强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有的人甚至产生了对国家的“感恩式忠诚”。在“四清”运动中，工作队采取了一些方法调动村民的情绪来达到既定目的。比如小王大队大队长贾朝景在大会上讲“四史”时“村史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当他讲到旧社会，会上许多人悲痛流涕，硬咽不止。讲到解放后的新生活，人民笑进颜开，鼓掌欢呼。村史村苦激起了人们对旧社会的仇恨，村民场场报名要求诉苦。’关于“苦”的记忆往往能诱发人们诉说自己过往苦难，在忆苦诉苦中群众向工作队打开了话匣，工作队则反过来利用“苦”的故事引导思想上纲上线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在干部“集中洗手洗澡”期间，会内会外的紧张气氛使“四不清”干部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例如小王大队烟坊会计席元道在三干会期间“他走路想，吃饭想，三天三夜没合了一下眼皮。”终于顶不住压力“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过去做的那些事，实实在在是错了，这几天，我前思后想，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再憋下去了，要交代不行。我真恨我当初不该财迷了心窍，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本文以小王村“四清”运动为例，能够准确的看出在“四清”运动中工作队利用了国家权威、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等多重资源，通过强制、诱导、教育和情绪感染等技术方法，结合多年政治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加之“四清”工作队自身过硬的工作上的能力，使得“四清”运动在实践中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政治运动有其天然的弊端。首先，运动中的权力是临时性的，因此一旦运动结束其作用力与影响力便大不如前。小王村“三清”结束后出现下台干部打击报复积极分子的现象便是一例。小王村贫下中农协会一直以来有名无实，盖因贫协权力的组织来自于“四清”工作队，由于工作队势力的反复抽离，贫协得不到稳定支持因此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其次，政治运动中由上级下派的临时性的权力组织其权力边界并不明确，且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处理问题上虽是高效但又有很强的随意性。此外，政治运动中群众的自发行为难以避免，可能会产生偏激的行为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从长远角度来讲，它阻塞了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法律化、制度化的渠道。
以往的“四清”运动研究，往往落脚于批判政治运动，倡导从法制和制度上处理问题，但不可以忽视的是“四清”运动的发生受着当时历史和现实的限制。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马列主义政党信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群众观点，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治运动“路径依赖”。从现实角度看，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并且需要相当的前提做准备。在当时的条件下既要发展工业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又面临着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探索，国家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去解决众多的问题，这时，政治运动则成为处理问题的相对最优选项。就农村而言，法制化和制度化需要村民有着相应的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这种需求同当时村民的智识水平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农村“四清”运动就其初衷而言就是对人民公社体制中所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修正，但为此做出的努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能取得真正成功。
